孙中山莅汉五日 曾设想定都武汉 
文章作者：王 平 来源：《中国档案报》 添加时间：2011-10-14 点击：491
 
　　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了顾全大局，适应南北统一的政治形势，情愿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遂于1912年4月1日让位于袁世凯。7天后，孙中山接受了驻武昌副总统兼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连续电请，乃以同盟会总理身份，偕夫人宋庆龄，子女孙科、孙媛、孙琬，还有宋子文、胡汉民、汪兆铭、景耀月、程明超等20余人，于4月9日至13日亲临武汉视察，为这座辛亥革命首义之城留下了历史足迹。
按照胡汉民的解释，孙中山先生莅临武汉一是调查战绩，凭吊烈士忠魂；二是痛伤瓦砾，督促恢复建设；三是哀念流离，抚慰战争疮痍。孙中山在武汉进一步宣讲了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也表达了他对建设大武汉的战略定位。
　　4月10日，孙中山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辛亥革命是国民的革命，是为国民多数造幸福，而非为少数军人和官吏谋权利。”在解释外界对他礼让大总统之职引为“功成身退”之说时，他说：“仆之解职，有两原因：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仆此次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同日，在武昌13团体联合欢迎大会上，孙中山再次提到“社会革命是当务之急”，并认为欧美各国只注重政治改革而忽视社会问题，因而造成目前社会矛盾丛生，人民痛苦，都是因为“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而“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孙中山在武汉演讲中多次提到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他所提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问题，在认为民族（种族）、民权（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国利民福”的民生问题，而作为一位中华民国的国民可以“完全的自由”与人民一起共同建设国家，使人人有第一等国民思想，“惟既有第一等国民思想造成民国，更须以热心毅力，再将此民国造成世界上第一等民国”。
　　辛亥革命前后，为推翻清朝统治，全国各类革命团体风起云涌，最后对于武昌首义演变为全国性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孙中山充分肯定了这些组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这种局面可能会影响社会的统一和进步。4月11日，孙中山在视察守汉阳兵工厂后，转赴汉口，在熙泰昌茶栈（广东会馆），又向汉口各界代表发表演说。他认为：“武汉首义，阳夏鏖兵，诸君子惨淡经营，既已推翻满清，达平时种族、政治均待革命之目的。今团体发达，种种自由，固属莫大之幸事。惟初当建设，尤赖维持。其真理约分二宗，首曰政治，次即言论。言论者，发自团体，以补助政治者也。然团体太多，则势分而力弱；党派众而意见纷歧。彼不从事大团而多小团，殊非补助政治之正轨。如宁如沪，迭滋纠葛，故鲜能出其真实血忱，为民国谋公共利益。窃谓宜成一极大之民党，始足为政府之监督。文等当提倡革命，即已拟分三级：一即种族，业为过去；一则政治，确属现在；三乃社会，尚宜俟诸将来……未来刻以建设在急，政治不乏障碍；而各团已复纷纠，安能实行补助政治之不逮？诚恐似此，即社会中亦将有不良之恶果……惟其如此，故社会尚为未来之一大问题。嗣此总以化小为大、集众于一为监督政府之至当机关。”这些观点充分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建立统一的民国政党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在他的努力下，在同年8月25日中国国民党在北京正式成立。
　　早在1887年，孙中山在与其政治顾问宫崎滔天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仆常持一都四京（五大镇）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这里的“一都”就是武汉。孙中山首选武汉为定都之城，应该是基于地理与历史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在中国版图上，武汉是军事、经济、人文地理的中心，是真正的“国之中”“天下之中”。在武昌首义成功时，中山先生惊叹：“武汉一呼，四方响应。”简单八个字，道出了武汉扼控四方的重要战略地位。4月12日，孙中山在同盟会鄂支部欢迎大会上，再次重申了他对定都武昌的决心：“而于存亡利害有最急最切之关系者，则尤在首都问题……民国存亡利害之关系，信于是首当讲求。据目前研究此种问题者，或主设燕京，或主设江宁，或又欲迁设武昌……凡都城，有外人之兵者，其国必灭。南望安南，法则主人；东瞰高丽，日为外府。前鉴匪遥，后车宜戒。彼都既外兵云屯，耽耽虎视；沽津炮台既撤，永难添筑。我以初立之民国。而新缔之政府，竟孤注乎？外无藩蓠、内多荆棘之地，一旦巢覆，奚存守卵？欲求巩固安全之策，诚非改设南方不可。而就南方以论，又无如有江宁、武昌之争执……武昌僻居腹地，江宁尤邻偏枯，新耳目而蕲灵通，诚宜都辐辏殷繁之上海。岂知堂奥不深，徒有门户；街衢相接，奚恃关键？上海孤峙海隅，环伺租界，屏障而资航线，尾闾而建屋瓴，均势理之所未堪信者……窃溯吴淞而上，镇、燕、宁、皖，叠锁重关，居中驭外，终当日武昌为天府。至于人心之巩固，俗尚之劲悍，即首义一节论，已足觇众志之成城。刻惟局势紧迫，不得不权行迁就焉耳。”这大概是孙中山先生对2月15日参议院就南北定都之争后有关首都问题最详尽的一次表述，对于最终选择南京也只能算是迫于局势，而不得不暂时迁就罢了。至于对大武汉建设的战略定位，则在其后完成的《建国方略》中有详尽描述。4月13日，孙中山先生一行离开武汉顺江而下经上海南赴广东，继续他的下一站革命旅程。（本文资料来源于湖北省档案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1年10月14日    总第2217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