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在中共一大旧址考察时留影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共一大参加者和中外史学家对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众说纷纭：张国焘、李达等人说是在7月1日，陈公博说是在7月20日，陈潭秋说是在7月底……有关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竟有20多种不同的说法。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说法也各异，早期的著作多数说是13人，新中国成立后普遍的说法是12人，也有个别提法是11人。长期以来，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成为一直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
　　最终，是一名叫邵维正的学者破解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与出席人数的谜团，得到专家与官方的广泛认可。
　　1978年，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前身）恢复重建，邵维正奉命从西北调到解放军后勤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工作。
　　邵维正初到北京，正为缺乏客观的中共党史教材发愁的时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此时，邵维正接到通知，他由解放军后勤学院临时借调到写作班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一卷着重反映1919年到1923年这段历史。邵维正承担的任务是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书稿。在收集和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大量资料过程中，邵维正明显感到在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邵维正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梳理，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的不同说法等，对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意见排列出中共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资料，邵维正感觉不知所措，书稿写作难以下手。也就在这时，他萌发了要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意向。
　　经过一段必要的准备之后，邵维正在1979年4月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都一致认为中共一大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全部到齐，无一缺席。因此，如果把每位一大出席者从1921年6月到7月的行踪查清，说明多数代表7月1日并没有到达上海，就能证明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
邵维正的查证工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另一方面就是查阅原始资料。
　　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他们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而且身体欠佳，对他们访问带有抢救活资料的性质，邵维正一一都作了专访，但是由于时隔已久，还是难以确认所需要的答案。
　　当邵维正得知，当年有一本《少年中国》杂志时，他接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但都没有找到，原来这份刊物后来没有影印出版。经过反复打听请教，邵维正终于在一个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邵维正一页一页地小心翻动着纸张已经发黄的刊物，在该刊第3卷第2期找到了对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全过程的详细记载，上面明明白白地写到刘仁静于1921年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这次年会开了三天半，刘仁静有两次发言，而且在“会员消息”中记载：会后刘仁静赴沪。这与刘仁静的回忆相符，邵维正十分激动，认为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在7月6日以后。
　　从1957年苏联移交过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邵维正查到了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章资料，作者没有署名，也未注明日期。文章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经过，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地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当资料收集整理告一段落的时候，邵维正的工作重点转向了综合分析的工作。面对着大量的史实资料，他从横向与纵向、直接与间接、顺证与反证各个角度加以比较、鉴别和判断，理清思路。他排出每个代表的行踪和到沪的时间后，恰恰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的记载，增强了此文的可信度。同时，几乎所有有关回忆都说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的最后一天，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但又都没有记载确切的日期。直接的记载难以找到，邵维正就只能用间接事件来推断了。
　　据陈公博的回忆称：“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从睡梦中忽听到一声尖叫，继而便闻一女子悲惨呼叫……那案子直至下午6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周佛海在回忆中也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了一件情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邵维正同时发现，李达夫妇及其他一些当事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也证明确有此事。于是想到此案与党的一大风马牛不相及，在性质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时间上的巧合，对考证一大日期还是有用的，因为查清此案发生的时间就可以间接地证明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
　　邵维正意识到中共一大是秘密召开的，不可能登报，但“情杀案”在当时肯定会成为热点新闻，于是马上联系上海方面协助查找。逐日翻阅上海的几家报纸。很快，邵维正在《申报》等报纸上查出“大东旅馆发生谋杀案，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的记载。此事发生的时间，是在1921年7月31日凌晨。
　　从“情杀案”发生的时间可推测一大会场受到侵扰是在7月30日，无疑这就是中共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一大会场被搜查后，第二天即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南湖，又开了一天会，一大闭幕当是在7月31日。
　　“有关中共一大的出席人数，有11人、12人和13人之说，而落到具体人选上又有异同”。考证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同样是从收集史料起步的，邵维正把每一位出席者的简历，尤其是他在一大前后的具体活动逐个排列整理出来，并详细了解各地代表的产生经过，还把各种回忆资料中列出的名单加以对照鉴别。经过分析、筛选后看出，争议集中在何叔衡、包惠僧两人身上。“对何叔衡提出异议的是张国焘，尽管这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孤证，我也同样作了认真的回答。针对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出的理由，我从3个方面逐条加以澄清。对包惠僧是怎样参加一大的、他以什么身份出席会议，后来有不同说法，我在考证时作了重点分析，客观叙述了当时党内生活的实际情况，以及包惠僧所担负的与陈独秀联络的任务，说明他出席一大是不争的事实”。他在考证文章中列全了“一大出席者”的13人名单。“如果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共计15人”。
　　1980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邵维正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编者在卷首加发按语，称之为“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胡乔木动情地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1年9月5日     总第2202期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