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则久

　　同样的商品，产地相同，在国际比赛中同台领奖，摘取的还是同一类奖章，也许有人说这是巧合，可这样的巧合偏偏就发生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这届世博会，天津瑞大工厂生产的九青及银针爱国布和修业工厂生产的灰色爱国布衣料，各摘取了一枚银牌奖章。虽然不如金牌那么耀眼夺目，但这两枚奖牌摆在一起，向世人昭示了天津棉布的卓越品质。
　　爱国布和棉布究竟是什么关系？爱国布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土产棉布。清代末年，一些爱国人士不满洋纱洋布充斥中国市场，中国土布受排挤，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发展受制约的现状，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洋布的口号。在这些爱国人士看来，土布生产从某种程度上恰恰具有振兴民族工商业、自立自强的爱国意义，于是就为中国市场上售卖的土产棉布起了这个名字，叫爱国布。
　　谁也说不清楚，“爱国布”的叫法是由哪位爱国人士最先发明，何时发明的？但人们习惯性地把这一称谓和天津人宋则久联系在一起。

国货售品所广告

　　宋则久没有什么显赫的出身，他的父亲是钱庄店员，母亲是传统家庭妇女，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秉承着传统社会“子承父业”的职业观，父母对儿子的未来作出规划：先读几年私塾，认些字，学些礼仪，学会基本的加减乘除算法和珠算技巧，再给他联系家店铺当学徒，学点本事，积累些经验，等出徒了，能谋个店员之类的职务，攒些钱，娶房媳妇儿，能衣食无忧就很好。事情起初确实是按照这一设想发展的。1874年，7岁的宋则久入了私塾，1882年，他15岁进入义德泰绸布庄当学徒。3年师满后，他先后进入天津庆祥、聚隆、德生锦等布店当起了店员，时间长达14年，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然而，这对草根夫妻并没有料到，自己的安排竟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爱国实业家的诞生。
　　布店店员的岁月，艰苦难熬，而宋则久知道这绝不是自己的最终归宿。他勤奋而好学。进货、卸货、打杂、售货、联系业务的活，他一样也不少干；他运用自己的聪慧天资，去琢磨布店经营管理之道；他利用其他店铺伙计闲暇打牌的时间，去博览群书，向前人学习为人处事的智慧和策略；他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广结善缘，去积累从商能力、江湖经验和人脉。14年的努力，足以使一个平凡的人脱颖而出。1899年，宋则久结束伙计生涯，当上了天津绸缎业第一号——坐落于估衣街敦庆隆的大掌柜。

天津敦庆隆绸缎庄门脸

　　这份美差让他的父母喜出望外，让昔日的左邻右舍和伙伴同事妒忌羡慕，可宋则久并未止步。在他心中，藏着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关乎国计民生。他是穿着土布衣裤，看着底层民众为温饱、为柴米油盐奔波忙碌长大的。在天津几大布庄摸爬滚打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洋纱洋布的热销和中国土布的“门可罗雀”，洋人买办的“盆满钵溢”“眉开眼笑”和吃织布这口饭的中国家庭“衣食无着”“愁眉深锁”，激起了他心中的强烈义愤。平民的出身让他打心眼儿里想要为这些底层同胞做点事，可在商界多年打拼的经验又告诉他，要让中国的土布不再被布庄拒之门外，绝不能靠一时冲动，而要讲究经营策略。
　　进入敦庆隆后，宋则久开始了他计划的第一步：扩大宣传，打响土布的知名度。既然是宣传，总得找出一个亮点。和洋纱洋布的高科技含量和质优价廉相比，中国土布的宣传亮点究竟在哪里？庚子事变后，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爱国声浪无疑给了宋则久一个答案。当时一些具有爱国情怀的商家，为提高国民意识，已经给中国的某些土特产品冠上了“爱国”的美名，报刊杂志上，和洋布相区别的“爱国布”的字眼也已经出现。宋则久借用了这个名称，并将这种宣传推向极致。实际上，宣传也确实是他的强项。谁不知道，敦庆隆的大掌柜有一张三寸不烂之舌，组织伙计们举着标有“爱国布”字样的横幅，敲锣打鼓，走街串巷，四处游行；他亲自登台，口若悬河地演说爱国布的种种好处，并用“不是我们爱布，是我们爱国”等言论赢得了天津街头数万爱国民众的心。听过他演讲的文人雅士暗地里评论：“此人有明末柳敬亭之风”。
　　宋则久的宣传，打开了土布在天津的销路，也让敦庆隆的门槛为前来购买爱国土布的人士差点挤破了。生意越加红火，威望与日俱增，宋则久的计划推进也更加大刀阔斧了。1910年9月，宋则久为敦庆隆绸缎庄拟定了新的经营方针：“本号以提倡土货为宗旨，凡我同人学徒，自用一切各物皆宜购用土货，凡置新衣亦必须用爱国布。”也许这一方针太过平民化，背离了金牌店铺“敦庆隆”档次化经营的初衷，也许对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自信，使宋则久确定区区一个“敦庆隆”已经无法让他施展实业爱国的抱负。1913年5月，宋则久辞去了敦庆隆经理职务，以资本2万银元创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所。工业售品所的前身是直隶工艺总局实习工厂和天津工业售品总所，而后演变为天津国货售品所，继续将国货作为其事业的主打。当然，宣传并推销“爱国布”仍然是其一如既往的选择。
　　事业的腾飞并没有让宋则久失去理智。作为一个看着中国土布由滞销变为热销的过来人，他很清楚，利用爱国情绪进行宣传只是中国土布赢得销路的手段，土布敲开市场大门的关键靠品质；他也知道，销售只是中国棉纺织工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中国土布要赢得长久未来，生产和销售必须齐头并进。很显然，土布的品质和生产不是宋则久一个人说了算的。早在1906年，宋则久就组织天津织布届同仁李子鹤、郭芸夫、朱兰蒲、孙鼎吉等人，成立了织工研究会，研究改进中国土布品质的良方。天津国货售品所成立后，宋则久等人加快了探索土布品质改良的步伐。宋和天津土布制造业同仁——位于宜兴埠修业工厂的王恒昌、王伯辰，位于天津北门内瑞大工厂的韩锡章、岳锦堂等人联系，从整体上规划土布的织造、漂染改良之道。通过引进新式织布机、研制新式织法等努力，天津的“爱国布”终于赢得了与洋布相抗衡的实力。
　　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给了天津“爱国布”一个叫板洋布、赢得国际市场的机会。两枚银质奖章的获得，使得穿一件“爱国布”大褂或裙装成为中国街头长达20年的时尚，天津棉布的出口量也随之“噌噌”上升。这一结果，是宋则久等天津棉纺织业爱国人士共同努力的必然，单单一个“巧合”又怎么能够说得清？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0年8月2日   总第2036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