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的不同版本
蒋介石日记的不同版本
-本刊记者/杨东晓
蒋介石日记有多种版本，其中大多数还没有公开
杨天石的书房和客厅堆满了书，视线里的书随手翻一本就和蒋介石有关。这位以蒋介石研究闻名中外的专家，去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埋头抄写了两个月，因为这里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影印或翻拍。回国以后，各种采访便接连不断--他带回了亲手抄录的全部现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
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人看到的蒋介石日记真迹比杨天石多：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代君、秦孝仪的学生潘邦正和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璇。但是，对于现在分存于海峡两岸的蒋介石日记的仿抄本和各种类抄本，杨天石可能是看得最多的人。
各种手写本
杨天石把蒋介石日记分为原稿本、仿抄本和类抄本3种。
原稿本，即蒋介石在57年间每日不辍的日记原稿，皆由蒋介石亲手书就。蒋介石从1915年开始写日记，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1972年。1971年，阳明山一次毫无政治目的的车祸，不仅在4年后最终葬送了蒋介石的性命，也提早让他结束了自己的日记--他的右臂从此抬不起来，肌肉萎缩，再也无法提笔写字了。
仿抄本，这是蒋介石为了保存日记，请秘书人员按着自己日记的格式原样照抄的本子，连他日记本中印刷体的“天气”、“温度”两栏格式也一模一样，相当于“复制”了一本。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所以只能用这种办法。大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的仿抄本，已知只有1
933年和1934年两年。
类抄本，就像今天电脑里分类管理的文档。蒋介石让人分类抄写保存的部分本人日记多达十几种，有“党政”、“军务”“文事”、“学行”、"杂组"、“旅游”、“家庭”、“气象”、“身体”，台湾保存有“困勉记”、“省克记”、“爱记”、“学记”、“游记”等5种。
“困勉记”专门抄录他在困境中的奋斗史。“省克记”模仿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遗风，辑录蒋氏的自我检讨。“爱记”收录人际关系方面的记载，并不是蒋介石婚恋和艳遇的记录，而“学记”则类归的是蒋介石的读书笔记。台湾的这5种资料虽然保存了大量的蒋介石日记，但是，“类抄”过程中经过编者的改写，口气变了，其中有些内容是编者根据其他资料补充的，不完全来自日记。不过，它们都经过蒋介石的审阅。
手写本现存情况
蒋介石原稿本日记共57年。其中1915年、1916年、1917年3年的于1918年丢失，1924年的也于早年丢失，连蒋介石的老师、编写《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的毛思诚也没有见过。其他53年的蒋介石日记原稿现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05年，蒋介石长子蒋经国的第三房儿媳、蒋孝勇的遗孀方智怡与胡佛研究所签订了暂存5
0年的委托同合。所以胡佛研究所保存有当今最完整的蒋介石日记，毫无疑问，这是惟一的1套。
杨天石说，1915年至1917年3本日记，是蒋介石1918年在福建永泰作战中丢失的。那次战斗，蒋介石受人突袭，孤身逃出。他除了自己的性命什么东西都没能带出来。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收藏有蒋介石日记部分类抄本和仿抄本。这要感谢毛思诚及其家人。新中国成立后，毛家把保存的蒋介石资料砌在自家的墙壁里--很显然，他们以为这种传统的密藏方法最安全。“史无前例”时期，“小将”们发现毛家的墙有些不同寻常，于是就把墙砸开了，结果，大批蒋介石的资料，包括蒋日记的仿抄本和类抄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红卫兵们高兴之极，一层层上报，从宁波市革命委员会、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一直报到公安部。“文革”结束后公安部将这批材料交给第二历史档案馆。落实政策后，毛思诚之孙毛丁先生将他们捐献给该馆。上个世纪80年代，仅对有专业需要的很少一部人士开放，当然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到了90年代中期，中央有关部门两次下令封存，任何读者都接触不到了。
相关出版物
杨天石说，迄今为止，蒋介石日记无论原稿本、仿抄本还是类抄本，都没有出版过。只有类抄本中的“党政”、“军务”两种中的部分内容曾在大陆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
多年来，有部分出版物，引用或利用过蒋介石日记。最早可追溯到1926年毛思诚编著的《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他在编写该书时利用过蒋的日记，类抄本可能就是他为编写该书而作的长编。不过，毛氏并非直接引用，而是根据他所收集的大量资料，提炼、概括，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不能将该书的有关条文看成日记。1915、1916、1917、1924这4年，毛思诚没有蒋的日记作根据，就根据其他材料补缀。“张秀章的《蒋介石日记揭秘》一书，将毛思诚的著作当作蒋介石日记进行引用，并且不加任何说明，本已大错；将毛思诚根据其他材料补缀的资料也抄在自己的书里，声称是对蒋介石已经遗失的日记的‘补缺’，就更加滑稽。”杨天石说。
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等人编写《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是一本蒋介石的生平传记，当时，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曾向他们提供了部分抄自蒋介石日记中的资料，这套书，台湾有中译本。在大陆，湖南出版社出过4卷本名为《蒋介石秘录》，其内容完全取自台湾本，不过删去了其中部分反共内容和词语。贵州人民出版社又据此出过两卷本的简编本。
台湾秦孝仪总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中也引用过蒋介石的日记，不过也都没有注明。引用时有删节，也有改动，有的地方甚至改得面目全非。在很长时期内，这本书一直是台湾的内部资料，近年来，许多事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所以也可以到相关部门买到了。不过，大陆买到的人还很少，杨天石估计在北京不会超过10套。
蒋介石还曾让同乡编过一部《事略稿本》，也是编年体，从1927年到1949年，是接着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编的。篇幅很大，台湾方面正在陆续出，现在已经出到1932年。其中所引日记也未注明，而且为了维护蒋的形象，有很多改动。“使用时要十分当心”，杨天石说。
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主要资料来源就是《蒋总统密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肯定地说，他没有看过任何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蒋介石日记。”杨天石说。
“新出版的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也可以肯定，张先生没有看过任何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蒋介石日记。”杨天石说。
来源：新浪网
杨天石：这本书根本没揭秘
在这位学者看来，这本书东拼西凑，以假充真
在杨天石随处可见近代史书籍的家里，也有一套刚上市几天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媒体和许多朋友都在问这本书，所以我买了一套。”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蒋介石问题专家，杨天石希望看到的揭秘，是以前人们所不知或少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从《蒋介石日记揭秘》一书来看，他没有找到这样的内容。
无秘可言
“能够看出，这本书中关于蒋介石1926年以前的内容，主要摘抄自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1926年以后的内容，大多来自日本《产经新闻》编的《蒋总统秘录》”，杨天石说“这不能叫揭秘，因为都来自公开的出版物”。
引用别人的著作，理应注明出处。而《蒋介石日记揭秘》一书声称引用蒋的日记1000多则，却无一例注明出处，在杨天石看来，这是不正常的。
毛思诚是蒋介石的老师和秘书，熟悉蒋介石的工作和生活，《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原是毛为蒋编的一本年谱，它的原稿就题为《蒋介石年谱初稿》，现存南京第二档案馆。后来毛思诚对该稿进行修改，出版时定名为《民国十五年前之蒋介石先生》。199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万仁元、方庆秋两位学者觉得原稿价值更高，就将原稿交档案出版社出版，恢复《蒋介石年谱初稿》的原名。
毛思诚为蒋编年谱时看过，也利用过蒋的日记，但是，毛同时又收集了大量其他资料，加以提炼、概括，选择，取舍，用自己的语言写成条目。这些条目只能看成是毛思诚的著作，而不能视为蒋的日记。它们有的取材于蒋的日记，有的则取材于其他方面，即使那些取材于蒋日记的内容，毛也作了删改，有的地方甚至与原日记大相径庭。而且，毛书从来不在任何地方说明取材于蒋的日记，将毛编年谱的条目视为蒋的日记，必然以假乱真。毛在为蒋编年谱时，蒋的1915、1916、1917、1924年的日记早已丢失。毛思诚在无可奈何之际只能靠其他方面的资料补缀。现在，《蒋介石日记揭秘》摘抄毛思诚的这些补缀，并称为蒋介石已经“遗失”的日记“补”了“阙”，在杨天石看来，这十分滑稽。
“毛思诚的为蒋编的年谱不是蒋的日记，1937年已经出版，解放后又出版了毛的原稿。从这本书里摘录一些关于蒋的生平的叙述，甚至包括所附原始资料，不应该叫做‘揭秘’。”
杨天石说。
《蒋介石日记揭秘》中有关1926年以后的内容，大多来自日本《产经新闻》编的《蒋总统秘录》，该书执笔者古屋奎二在写作时，曾经用过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工作人员向他提供过的部分蒋的日记摘抄。但是，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在台湾和大陆也都出版了，到处可以找到，也早已没有什么“秘”了。
秦孝仪的《蒋公总统大事长编》也是年谱，其中蒋的日记和编者的叙述串在一起，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不大分辨得清，何者为日记，何者为编者的叙述，一不小心，就会把不是日记的内容，也当成日记来读。《事略稿本》引用蒋介石的日记较多，但也没有注明何处取自日记，编者为维护蒋的形象对所引日记常有修改。
“揭秘”不可轻用
怎样才是名符其实的“揭秘”？杨天石说，首先，日记必须真实可靠，并且能准确解读，讲出前人不知或人所少知的历史奥秘来。
杨天石说，比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以前人们都以为它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期，但是，读了蒋的日记，就会发现，它最初是在1928年“济南惨案”后提出的。
又如，1923年，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出访苏联。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亦其国之一大弊也。吾为之危。”经过研究，这是蒋在批评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几位犹太籍领导人。
“现在以揭秘吸引读者的书太多了。其实，并无秘可揭。揭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可能唾手可得。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气。”
“对于《蒋介石日记揭秘》的看法，我无意针对编著者个人，也无意针对某个出版社。”杨天石说。“我们应该提倡一种严肃的学风和严肃的出版风气，对学术和对读者负责，要踏踏实实地研究，为读者真正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书。不能搞商业炒作。”杨天石说。
来源：新浪网
